“個人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，吉凶利害，自己哪能做主，惟有聽之於天而已。”— 顧頡剛，1948 年
顧頡剛，史學家，民俗學家，民國中研院院士。1893 年生於蘇州。17 歲立學術為志，與同學葉聖陶編印書籍。18 歲剪髮去辮。20 歲考入北大預科，戲癮大，無一日不聽，未畢業。23 歲再考入北大中國哲學，五四後留校，從胡適。34 歲，應傅斯年邀至中山大學任教，籌備中研院史語所。37 歲，薦錢穆至燕京大學任教，38 歲，轉任哈佛燕京學社及北大史學系。44 歲，盧溝橋事變，同吳文藻致電國民黨要求抗日，旋北平陷落，南下重慶。50 歲，創大中華圖書公司，次年，與張靜秋相逢，後結婚。52 歲，日本投降，任教復旦。55 歲，國共決戰，解放軍包圍北平。
1948 年 12 月 7 日，北平戰事正酣，接妻子急電，顧頡剛遂由蘭州返上海，商議全家之前途。
顧頡剛想做一個純粹的學人，不被政治左右，不被經濟所困。他對學術始終懷有最本源的赤誠，卻在時代的風浪中被裹挾，“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，吉凶利害，自己哪能做主，惟有聽之於天而已。“在一個動盪不平的時代，他的抉擇與命運，早已預定在了他自始至終的執着與彷徨當中。
1950 年，顧頡剛列出”我的治學計劃”，目下包含《古史四考》、整理和翻譯古籍、編輯《中國民族史料》。後在日記中又展望自己”理想的成就”——“晚成堂全集”，分研究論文、專著、雜類三部分外加”古史匯函”，包括民族史、疆域史、思想史、學術史、社會史等，專著五十部，雜類十一種，“古史匯函”十七中。1953 年再擬”編書計劃”，共四類二十四種、“顧頡剛擬編著書”，共四類四十一種，及”蘇州古今地圖”説明書六種。
事實上，自抗戰後期，這份龐大的治學計劃便蓄集、積壓在顧頡剛的胸中，卻總不得把他們實現。1943 年，顧頡剛希望寫成一部中國通史，以通俗之體裁寫成，卻又桎梏於經濟壓力、公務瑣事而難以推進。“那些年中，父親除學術活動之外，社會活動日漸增多，人事紛紜，不但無暇作文，亦復無暇讀書，終日忙於見客與寫信、開會與赴宴、上課與改卷，父親不免為遠離學問生活而感到空虛。他以為：‘此實為剛之致命之傷，表面上是得到社會地位此不可不改弦易轍者。然今日手頭無錢，不能羅致人才……庶剛可以騰出時間，繼續從前之研究生涯，不為百世以下所痛惜。’”
抗戰勝利，時局轉向穩定。顧頡剛回到上海，擔任大中國圖書局董事，再為總經理、總編輯，故其仍想要先解決經濟，為以後做學術鋪墊資源。而顧頡剛之焦慮卻日甚，寫信給胡適説：“我也成了一個小股東。我深感經濟基礎不穩定，無論辦事或治學總是沒有根的，所以很想籍此打好我的經濟基礎，再來埋頭讀書。這真是學術界的悲哀，也是我們國家的恥辱。”
1948 年，時局直下，從明朗又轉向波譎雲詭。陰雲益纏繞在顧頡剛的學術計劃之上，不但關乎政局的動盪，也關乎自己的衰老，“古人説，‘人生五十始衰’。我今年已經五十五，就是工作到七十，已經只剩十五年了，我不能不規定一個十五年的工作計劃而求其實現，決不能把有限的精神去對付無窮的人事，弄得到頭一事無成。“終於在 7 月，顧頡剛受蘭州大學辛樹幟之邀，赴西北任課，算是找到了一片樂土。好友辛樹幟待顧頡剛不僅以授課上的關懷，而且全力提供顧頡剛治學的條件，如為顧頡剛未完卷的’古史鑰’向大中國圖書局提前付了印費，令顧頡剛”不但將卅年來研究組織一系統，且進益亦不少”,“自九一八以來，十七年中，無如今日之心胸開朗者。”
自由治學而”心胸開闊”的日子並沒有多久，1948 年 9 月，國共決戰。留在上海的妻子張靜秋接連致信，促顧頡剛歸來，因兩年生下兩個孩子，又要在此時勢紛紜、經濟混亂之際，產第三個孩子，實在難以為繼，憂思難寐。顧頡剛回信想讓妻子帶幼子來西北，妻子未允，於是在 1948 年 12 月 7 日，北平戰事正酣，顧頡剛由蘭州返上海，商議全家之前途。
“自徐州陷，京滬人心恐慌，靜秋作逃難計，逼我東返。歸日商量行止，定赴廣州，以練青來信，謂吳敬軒所辦文化學院可聘予夫婦任職也。因此，予乃自薦於中山大學，得可貴民之允，已將聘書寄來。……原靜秋之所以必欲逃者，蓋以共軍所至，輒將男、女、小孩分開，恐一家人將從此不得見面，故寧可到外吃苦。……共產主義固為遲早必實現之政治，惟恐初來時狂風暴雨，使最愛之人活生生的訣別，故尚以遠走為宜。蘇聯欲改造社會，要把自然的愛取消，易以理智下之秩序，終恐逆天而行，於事無濟，徒令當此狂風暴雨中之人們痛苦而已。日前紹虞來，謂蕭正誼君在台灣辦東方大學，招我同行，因允之。前途演變，不知如何。起潛叔來，述鄭振鐸君言，謂’轉告頡剛，不必東跑西走，左傾歷史家甚敬重他’，彼固以為予可以不行者也。在此大時代中，個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，吉凶利害，自己哪能作主，惟有之聽之於天而已。卅八，十二，廿八記。”
因此，至第二年 5 月 12 日解放軍進攻上海，顧頡剛仍有六個月的緩衝期規劃行止。至 1949 年 4 月辛樹幟的蘭大邀約，擺在顧頡剛面前的一共有五條道路：
- 第一條路，自薦中山大學，得應允，聘書已寄來，赴廣州；
- 第二條路，郭紹虞夫婦邀約，謂蕭正誼君在台灣辦東方大學，招顧頡剛同行，允之，赴台灣；
- 第三條路，至黃花崗吳敬軒所辦文化學院，赴廣州；
- 第四條路，攜家返西北，應辛樹幟之聘，所謂”共黨世界使人窒息，無我輩容足之地也”，赴蘭州；
- 第五條路，左翼人士傳鄭振鐸言，“轉告頡剛，不必東跑西走，左傾歷史學家甚敬重他”，留原地而不動。
五種道路，都不明朗，似又都各有可取，各有犧牲。期間輕重，固難權衡。由於妻子”恐共病”不易痊癒，故力促舉家遷移。顧頡剛則繼續猶豫躊躇，終未拿定遷移的決心，亦不肯公開表態。
家庭
顧頡剛的抉擇並不僅僅關乎自己，甚至不止關乎於與妻子和三個幼子的小家庭。顧頡剛蘭州未歸時，妻子怕的就是時局動盪致親人兩隔而無法交通，不惜以難產為由令顧頡剛急返。而家族終於團聚，商遷徙之計時，妻子堅持與兄、姐兩家同行，共有十餘口人皆須交通與安置，費用巨大而無法負擔。“何況父親也見過白俄的生活，他不願做白華終日處於流離失所之中。再説我們姐妹尚小，平時家中有親戚幫忙照看，若要帶着一大家人一同上路，父親根本出不起這筆路費；若要將孩子分置幾處，父母又捨不得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遷家之事又何從談起呢？”
故在 1949 年 3 月，顧頡剛未得如約前往台灣，亦辭去黃花崗的文化大學之聘，曰”良家難遷”。4 月，又辭良友辛樹幟聘，“歸與靜秋商之。渠謂我在此間自是不妥，然一家之遷甚難，一是力不足，在此已窮，易一地則更窮。一是放不掉孩子，此三孩要一人管，太勞苦，欲分幾人管，則何能帶人至西北。“於是辛又動其南下，“西北既不便去，不如往廣州，因路費較省，物件可多帶，人也可多去幾個也。”
而南下這一選項，早在顧頡剛未歸上海時便與妻討論過了，“你在蘇滬，朋友親戚眾多，自然不覺寂寞，到香港後還有蘭少陪伴，到廣州後只有我伴你了，我（在中山大學）一教書，在家的時候就少了，你怕不怕呢？“這就不光有遷家費用的問題了，還引出了遷家之後的孤苦伶仃之象，更加令人難以落棋。況且由於顧頡剛樂善好施，不僅拖家帶口，而且收養多位親朋好友，人員如何處置，又是一大難題。
此外，從 1949 年，去留之抉擇最後的關鍵時刻，妻子靜秋的身體開始接連有恙。
3 月 20 日：“靜秋性易怒，去年金圓貶值，米糧無買處，心中躁急甚，且蘇滬奔馳，亦勞甚，產潑兒後病咳，醫謂非肺疾，乃心臟有病。今日左手腫甚，臉部亦腫，疑即心臟病之徵也。當就虹橋療養院邱醫生處診之。”
4 月 21 日：“靜秋……過於勞累，今日下部又出血，如三十五年十月中情形，夜中尤多，色黑。當又是血管破裂也。”
4 月 27 日：“今日靜秋起身片刻，不敢任其做任何事也。渠謂時局之惡，心極愁悶。”
5 月 4 日：“靜秋昨日又流血，似淤者。今日往醫師處檢查，謂是子宮不正所致，須每日在牀跪兩小時以矯正之。”
5 月 19 日：“靜秋血未止，不知月經歟？抑病歟？”
時勢
顧頡剛並不願捲入政治，只想謀求經濟的充實好從容研究學問，置身於風暴中卻宛如一個旁觀者。他厭惡國民黨，同時對共產黨沒有了解，故也談不上好感。他想在政治上保持一個”社會地位為超然”，若舉家遷徙，則等同選擇了立場。故而，他冷眼看待國共內戰的進程，每聞有和談之消息，便如看到希望一樣，而每聞和談破裂，立刻就既憤既哀。
1948 年 12 月 16 日：“靜秋出外，聞將談和，歸而述之，一室皆喜。”
1948 年 12 月 17 日：“今日覽報，則昨所聞的和談乃是謠言。蔣氏尚想硬幹到底，其如人已失何！”
1948 年 12 月 21 日：“現在國人所望者惟和，惟和可以喘一口氣，假使和談能成，必放鞭炮矣。觀津浦路戰事迄呈膠著狀態，似共軍亦有意求和也。”
1949 年 2 月 10 日：“共產黨關閉和談之門，國民黨又唱備戰之論。哀我人民，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其何以堪之！”
在這時節，顧頡剛毫無動遷之表示，仍是不停地讀文書、校典籍、規劃學術，他認為”人心並不傾向共產黨，而厭惡國民黨太甚，國民黨已失盡人心，故亟望其交出政權。“北平解放，蔣介石下野，李宗仁命何應欽為行政院長，顧頡剛甚是不屑，“李德鄰任何應欽為行政院長矣，此又一貪污大家也……而殺壯丁之罪尤重。此人執政而謂有希望，吾不信也。“4 月，顧頡剛遷居武康路，須辦出入證，不料被一保價長刁難要賄，“上自孔、宋、何、孫，下至保價長，一例腐爛，焉得不亡！“最後在上海失守，國民黨行將潰退之時，顧頡剛聞”此間學校我師生被捕者數百人，多停課”，斥”不期途窮日暮，又復倒行逆施”。當蔣介石在吳淞口外軍艦上迫湯恩伯死守，“若唯恐人民對國民黨猶留絲毫好感者，其愚真不可及也。”
對於共產黨的多次挽留，包括鄭振鐸的”不必東跑西走”，顧頡剛都毫無接近之興趣：
1949 年 3 月 26 日：“靳君言，在南京聞人言，中共廣播，招予前往。干戈之世豈能談文教，予即往亦為點綴品耳，且為人罵作投機分子。隱居滬市，整理舊作，此真實之貢獻也。”
1949 年 5 月 11 日：“誠安告我，其友聽共黨廣播，招我前往。可知靳君所述確有此事。然戰事中如何提倡文化事業，予即前往亦不過作花瓶式之點綴耳。”
不僅如此，顧頡剛還對與政治走得太近的學人頗有微詞。
説胡適：”……國民黨盛時，未嘗與共安樂，今當倒壞，乃欲與同患難，結果國民黨仍無救，而先生之令名隳矣”,“中共發表第二次戰犯名單，胡適之先生在焉。平日為國民黨排擊，今日乃殉國民黨之葬，太不值得。”
説業已南下廣州、即將赴港的錢穆：“錢穆與張其昀在廣州參加反共組織，有演講，此君亦參加政治矣。”
悲觀的世界
對於國民黨的必敗之勢，還在蘭州時，顧頡剛就已看得明明白白。他説國民黨”今日軍事尚有辦法，而政治則絕無辦法……軍事長官已被陳誠’整軍’所更換，經濟則破壞於孔宋，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。“歸上海生活，在日記中，怒斥國民黨”爛透”、“窮途日暮，倒行逆施”、“愚不可及”、“焉得不亡！”、“兵敗如山倒”、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”，對國民黨的經濟失敗更是痛在其中，“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，上海的物價，上漲了三十六萬億倍。在一九三七年可以買五百五十萬擔大米的錢，到一九四九年只能買一粒米。在一九三七年能買四百億擔煤球的錢，到一九四九年只能買一隻煤球。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，多麼可怕的比數！從法幣到關金券，從關金券到金圓券，物價不獨早晚不同，即瞬息亦不同。”
可知顧頡剛對國民黨在自身朽爛導致的大潰敗之後，是否能還能守住廣州、守住西北、甚至守住台灣，都是相當值得懷疑的。倒不如留在原地，聽天由命。
此外，關於國際局勢，顧頡剛亦滿眼暗淡。他認為世界大戰爆發在即，“現在美蘇雙方摩拳擦掌、第三次大戰必不可免……美蘇開戰之地，可能在朝鮮，也可能在我國的東北，到那時沿海一帶，尤其是京滬，必不能免於蘇機之轟炸。“逃也無處可逃，無意義，逃得了一時，逃不了一世，更逃不了時代，搞不好家破人亡，“做一個人生在這時代是太苦了，做一個想研究學問的人生在這時代更是太苦了”。又聞”報載東歐共產陣線面臨崩潰危機，波蘭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亞均展開反共。果能使史太林以倒墜，三次大戰當不致爆發。我輩尚有安定讀書之望”。
將”安定讀書”的希望寄託於不切實際的政治幻想，則實在是太過虛無了。誠如一”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”，惟有聽命於天。
破碎的學術
1937 年北平為日軍所陷，顧頡剛將書分放在成府、禹貢兩處。抗戰勝利後歸上海，先飛赴北平，尋找劫後所餘之藏書，“傷心慘目！許多書失了，許多書殘了！“看着這隻言片語，可以想像這些書對他是何其珍貴，殘失了又是何其痛也。
顧頡剛的書還包括中學時期以來未嘗間斷所蒐集的珍貴近代史史料，“我從有知識起，處於一切劇變之中，就想蒐集資料，保存這一個偉大時代的史實。當清朝末年，我在中學讀書；民國初年，我在大學讀書。每天散課後，走上街頭，總愛在地攤上尋尋覓覓，得到些各地方、各政權、各黨派、各事件的文件和書刊。北京是全國政治的中心，地攤上這類東西特別多，為了顧問的人稀少，價格便宜，往往十幾枚銅元就可以買來一捆。在這裏，可以看到維新運動、民教相仇、辛亥革命、洪憲帝制、張勳復辟、軍閥混戰、官吏橫暴、政黨鬥爭、反動會道門欺騙活動等史實。這些資料，經不起天天蒐集，到我四十多歲時已佔滿了三間屋子……的確有許多孤本，是各處圖書館所沒有的”，摻入心血，畢竟寄託感情。
至於書的數量，顧頡剛在 1954 年入京前清點圖書，“予之書籍向無統計，茲合滬蘇兩方凡二百二十五箱，……平均以四百冊計，已九萬冊矣，如抗戰時不損失，勝利後不捐贈，則十二萬冊矣。“中國科學院於是將之全部代運至京，顧頡剛回憶，“我一生好書，節衣縮食地買書，所積太多，科學院代我全部運京，又給我一所大屋子安放……可是到京後不久，尹達就對我説：我看你就害在這幾百箱書上了！我聽了駭然，心想，科學院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，才招我來此。他竟説我為書所害，那麼招我豈非多事？“尹達的表態值得玩味，這裏暫不討論。無論如何，在顧頡剛的意識深處，他的學術和他的書是一體的，他有多在乎自己未來的研究，就有多在乎這些書。
1947 年，顧頡剛曾自嘲：“剛之為人，事業心、責任心、同情心均甚強，好處在此，壞處亦在此。好處是會看出問題，想出方法，抓住機會，向前衝鋒，公而無私，為人犧牲，受人親附，易作號召。壞處是好大喜功，貪多務得，永遠忙迫，為事所困，逐物徇情，騎虎難下，事未作好，精已銷亡。”
那麼，走還是不走，留還是不留，靠近還是疏遠，答案其實早已註定好了。作為歷史的主人公的顧頡剛，身在其中，自是無法察覺，仍躊躇着，不知未來的路通往何處，只能靜等天意，守着自己的一方書齋，任時代的風浪朝周身湧來。
1949 年 5 月 7 日，蔣氏乘坐江輪，由上海前往舟山，又經澎湖飛抵台灣。滯留上海之國軍殘部土崩瓦解，5 月 27 日，上海解放。顧頡剛”隱居滬市，整理舊作，此真實之貢獻也”。
1951 年，新史學會成立於北京，顧頡剛連同陳寅恪同被排除在籌備委員會之外。三反運動與思想改造結束後，顧頡剛重新被分配至復旦大學，兩年後受聘中國科學院，在北京陸續參加了胡適，俞平伯，胡風的批判運動，並自我檢討。
1966 年，顧頡剛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，戴高帽，受到批鬥。幾十年來的日記上交接受審查，數年桎梏於重複的檢討材料和思想彙報。
1972 年，重新工作，選為人大代表，後任中國社科院導師。1980 年冬，87 歲，逝世，遺體捐給中國醫學科學院解剖。
至顧頡剛逝世，三十年前，他在日記中所列”我的治學計劃”，無一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