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个人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，吉凶利害，自己哪能做主，惟有听之于天而已。”— 顾颉刚，1948 年
顾颉刚，史学家，民俗学家，民国中研院院士。1893 年生于苏州。17 岁立学术为志，与同学叶圣陶编印书籍。18 岁剪发去辫。20 岁考入北大预科，戏瘾大，无一日不听，未毕业。23 岁再考入北大中国哲学，五四后留校，从胡适。34 岁，应傅斯年邀至中山大学任教，筹备中研院史语所。37 岁，荐钱穆至燕京大学任教，38 岁，转任哈佛燕京学社及北大史学系。44 岁，卢沟桥事变，同吴文藻致电国民党要求抗日，旋北平陷落，南下重庆。50 岁，创大中华图书公司，次年，与张静秋相逢，后结婚。52 岁，日本投降，任教复旦。55 岁，国共决战，解放军包围北平。
1948 年 12 月 7 日，北平战事正酣，接妻子急电，顾颉刚遂由兰州返上海，商议全家之前途。
顾颉刚想做一个纯粹的学人，不被政治左右，不被经济所困。他对学术始终怀有最本源的赤诚，却在时代的风浪中被裹挟，“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，吉凶利害，自己哪能做主，惟有听之于天而已。“在一个动荡不平的时代，他的抉择与命运，早已预定在了他自始至终的执着与彷徨当中。
1950 年，顾颉刚列出”我的治学计划”，目下包含《古史四考》、整理和翻译古籍、编辑《中国民族史料》。后在日记中又展望自己”理想的成就”——“晚成堂全集”，分研究论文、专著、杂类三部分外加”古史汇函”，包括民族史、疆域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、社会史等，专著五十部，杂类十一种，“古史汇函”十七中。1953 年再拟”编书计划”，共四类二十四种、“顾颉刚拟编著书”，共四类四十一种，及”苏州古今地图”说明书六种。
事实上，自抗战后期，这份庞大的治学计划便蓄集、积压在顾颉刚的胸中，却总不得把他们实现。1943 年，顾颉刚希望写成一部中国通史，以通俗之体裁写成，却又桎梏于经济压力、公务琐事而难以推进。“那些年中，父亲除学术活动之外，社会活动日渐增多，人事纷纭，不但无暇作文，亦复无暇读书，终日忙于见客与写信、开会与赴宴、上课与改卷，父亲不免为远离学问生活而感到空虚。他以为：‘此实为刚之致命之伤，表面上是得到社会地位此不可不改弦易辙者。然今日手头无钱，不能罗致人才……庶刚可以腾出时间，继续从前之研究生涯，不为百世以下所痛惜。’”
抗战胜利，时局转向稳定。顾颉刚回到上海，担任大中国图书局董事，再为总经理、总编辑，故其仍想要先解决经济，为以后做学术铺垫资源。而顾颉刚之焦虑却日甚，写信给胡适说：“我也成了一个小股东。我深感经济基础不稳定，无论办事或治学总是没有根的，所以很想籍此打好我的经济基础，再来埋头读书。这真是学术界的悲哀，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。”
1948 年，时局直下，从明朗又转向波谲云诡。阴云益缠绕在顾颉刚的学术计划之上，不但关乎政局的动荡，也关乎自己的衰老，“古人说，‘人生五十始衰’。我今年已经五十五，就是工作到七十，已经只剩十五年了，我不能不规定一个十五年的工作计划而求其实现，决不能把有限的精神去对付无穷的人事，弄得到头一事无成。“终于在 7 月，顾颉刚受兰州大学辛树帜之邀，赴西北任课，算是找到了一片乐土。好友辛树帜待顾颉刚不仅以授课上的关怀，而且全力提供顾颉刚治学的条件，如为顾颉刚未完卷的’古史钥’向大中国图书局提前付了印费，令顾颉刚”不但将卅年来研究组织一系统，且进益亦不少”,“自九一八以来，十七年中，无如今日之心胸开朗者。”
自由治学而”心胸开阔”的日子并没有多久，1948 年 9 月，国共决战。留在上海的妻子张静秋接连致信，促顾颉刚归来，因两年生下两个孩子，又要在此时势纷纭、经济混乱之际，产第三个孩子，实在难以为继，忧思难寐。顾颉刚回信想让妻子带幼子来西北，妻子未允，于是在 1948 年 12 月 7 日，北平战事正酣，顾颉刚由兰州返上海，商议全家之前途。
“自徐州陷，京沪人心恐慌，静秋作逃难计，逼我东返。归日商量行止，定赴广州，以练青来信，谓吴敬轩所办文化学院可聘予夫妇任职也。因此，予乃自荐于中山大学，得可贵民之允，已将聘书寄来。……原静秋之所以必欲逃者，盖以共军所至，辄将男、女、小孩分开，恐一家人将从此不得见面，故宁可到外吃苦。……共产主义固为迟早必实现之政治，惟恐初来时狂风暴雨，使最爱之人活生生的诀别，故尚以远走为宜。苏联欲改造社会，要把自然的爱取消，易以理智下之秩序，终恐逆天而行，于事无济，徒令当此狂风暴雨中之人们痛苦而已。日前绍虞来，谓萧正谊君在台湾办东方大学，招我同行，因允之。前途演变，不知如何。起潜叔来，述郑振铎君言，谓’转告颉刚，不必东跑西走，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他’，彼固以为予可以不行者也。在此大时代中，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，吉凶利害，自己哪能作主，惟有之听之于天而已。卅八，十二，廿八记。”
因此，至第二年 5 月 12 日解放军进攻上海，顾颉刚仍有六个月的缓冲期规划行止。至 1949 年 4 月辛树帜的兰大邀约，摆在顾颉刚面前的一共有五条道路：
- 第一条路，自荐中山大学，得应允，聘书已寄来，赴广州；
- 第二条路，郭绍虞夫妇邀约，谓萧正谊君在台湾办东方大学，招顾颉刚同行，允之，赴台湾；
- 第三条路，至黄花岗吴敬轩所办文化学院，赴广州；
- 第四条路，携家返西北，应辛树帜之聘，所谓”共党世界使人窒息，无我辈容足之地也”，赴兰州；
- 第五条路，左翼人士传郑振铎言，“转告颉刚，不必东跑西走，左倾历史学家甚敬重他”，留原地而不动。
五种道路，都不明朗，似又都各有可取，各有牺牲。期间轻重，固难权衡。由于妻子”恐共病”不易痊愈，故力促举家迁移。顾颉刚则继续犹豫踌躇，终未拿定迁移的决心，亦不肯公开表态。
家庭
顾颉刚的抉择并不仅仅关乎自己，甚至不止关乎于与妻子和三个幼子的小家庭。顾颉刚兰州未归时，妻子怕的就是时局动荡致亲人两隔而无法交通，不惜以难产为由令顾颉刚急返。而家族终于团聚，商迁徙之计时，妻子坚持与兄、姐两家同行，共有十余口人皆须交通与安置，费用巨大而无法负担。“何况父亲也见过白俄的生活，他不愿做白华终日处于流离失所之中。再说我们姐妹尚小，平时家中有亲戚帮忙照看，若要带着一大家人一同上路，父亲根本出不起这笔路费；若要将孩子分置几处，父母又舍不得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迁家之事又何从谈起呢？”
故在 1949 年 3 月，顾颉刚未得如约前往台湾，亦辞去黄花岗的文化大学之聘，曰”良家难迁”。4 月，又辞良友辛树帜聘，“归与静秋商之。渠谓我在此间自是不妥，然一家之迁甚难，一是力不足，在此已穷，易一地则更穷。一是放不掉孩子，此三孩要一人管，太劳苦，欲分几人管，则何能带人至西北。“于是辛又动其南下，“西北既不便去，不如往广州，因路费较省，物件可多带，人也可多去几个也。”
而南下这一选项，早在顾颉刚未归上海时便与妻讨论过了，“你在苏沪，朋友亲戚众多，自然不觉寂寞，到香港后还有兰少陪伴，到广州后只有我伴你了，我（在中山大学）一教书，在家的时候就少了，你怕不怕呢？“这就不光有迁家费用的问题了，还引出了迁家之后的孤苦伶仃之象，更加令人难以落棋。况且由于顾颉刚乐善好施，不仅拖家带口，而且收养多位亲朋好友，人员如何处置，又是一大难题。
此外，从 1949 年，去留之抉择最后的关键时刻，妻子静秋的身体开始接连有恙。
3 月 20 日：“静秋性易怒，去年金圆贬值，米粮无买处，心中躁急甚，且苏沪奔驰，亦劳甚，产泼儿后病咳，医谓非肺疾，乃心脏有病。今日左手肿甚，脸部亦肿，疑即心脏病之征也。当就虹桥疗养院邱医生处诊之。”
4 月 21 日：“静秋……过于劳累，今日下部又出血，如三十五年十月中情形，夜中尤多，色黑。当又是血管破裂也。”
4 月 27 日：“今日静秋起身片刻，不敢任其做任何事也。渠谓时局之恶，心极愁闷。”
5 月 4 日：“静秋昨日又流血，似淤者。今日往医师处检查，谓是子宫不正所致，须每日在床跪两小时以矫正之。”
5 月 19 日：“静秋血未止，不知月经欤？抑病欤？”
时势
顾颉刚并不愿卷入政治，只想谋求经济的充实好从容研究学问，置身于风暴中却宛如一个旁观者。他厌恶国民党，同时对共产党没有了解，故也谈不上好感。他想在政治上保持一个”社会地位为超然”，若举家迁徙，则等同选择了立场。故而，他冷眼看待国共内战的进程，每闻有和谈之消息，便如看到希望一样，而每闻和谈破裂，立刻就既愤既哀。
1948 年 12 月 16 日：“静秋出外，闻将谈和，归而述之，一室皆喜。”
1948 年 12 月 17 日：“今日览报，则昨所闻的和谈乃是谣言。蒋氏尚想硬干到底，其如人已失何！”
1948 年 12 月 21 日：“现在国人所望者惟和，惟和可以喘一口气，假使和谈能成，必放鞭炮矣。观津浦路战事迄呈胶著状态，似共军亦有意求和也。”
1949 年 2 月 10 日：“共产党关闭和谈之门，国民党又唱备战之论。哀我人民，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，其何以堪之！”
在这时节，顾颉刚毫无动迁之表示，仍是不停地读文书、校典籍、规划学术，他认为”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，而厌恶国民党太甚，国民党已失尽人心，故亟望其交出政权。“北平解放，蒋介石下野，李宗仁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，顾颉刚甚是不屑，“李德邻任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矣，此又一贪污大家也……而杀壮丁之罪尤重。此人执政而谓有希望，吾不信也。“4 月，顾颉刚迁居武康路，须办出入证，不料被一保价长刁难要贿，“上自孔、宋、何、孙，下至保价长，一例腐烂，焉得不亡！“最后在上海失守，国民党行将溃退之时，顾颉刚闻”此间学校我师生被捕者数百人，多停课”，斥”不期途穷日暮，又复倒行逆施”。当蒋介石在吴淞口外军舰上迫汤恩伯死守，“若唯恐人民对国民党犹留丝毫好感者，其愚真不可及也。”
对于共产党的多次挽留，包括郑振铎的”不必东跑西走”，顾颉刚都毫无接近之兴趣：
1949 年 3 月 26 日：“靳君言，在南京闻人言，中共广播，招予前往。干戈之世岂能谈文教，予即往亦为点缀品耳，且为人骂作投机分子。隐居沪市，整理旧作，此真实之贡献也。”
1949 年 5 月 11 日：“诚安告我，其友听共党广播，招我前往。可知靳君所述确有此事。然战事中如何提倡文化事业，予即前往亦不过作花瓶式之点缀耳。”
不仅如此，顾颉刚还对与政治走得太近的学人颇有微词。
说胡适：”……国民党盛时，未尝与共安乐，今当倒坏，乃欲与同患难，结果国民党仍无救，而先生之令名隳矣”,“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，胡适之先生在焉。平日为国民党排击，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，太不值得。”
说业已南下广州、即将赴港的钱穆：“钱穆与张其昀在广州参加反共组织，有演讲，此君亦参加政治矣。”
悲观的世界
对于国民党的必败之势，还在兰州时，顾颉刚就已看得明明白白。他说国民党”今日军事尚有办法，而政治则绝无办法……军事长官已被陈诚’整军’所更换，经济则破坏于孔宋，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。“归上海生活，在日记中，怒斥国民党”烂透”、“穷途日暮，倒行逆施”、“愚不可及”、“焉得不亡！”、“兵败如山倒”、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”，对国民党的经济失败更是痛在其中，“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，上海的物价，上涨了三十六万亿倍。在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五百五十万担大米的钱，到一九四九年只能买一粒米。在一九三七年能买四百亿担煤球的钱，到一九四九年只能买一只煤球。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，多么可怕的比数！从法币到关金券，从关金券到金圆券，物价不独早晚不同，即瞬息亦不同。”
可知顾颉刚对国民党在自身朽烂导致的大溃败之后，是否能还能守住广州、守住西北、甚至守住台湾，都是相当值得怀疑的。倒不如留在原地，听天由命。
此外，关于国际局势，顾颉刚亦满眼暗淡。他认为世界大战爆发在即，“现在美苏双方摩拳擦掌、第三次大战必不可免……美苏开战之地，可能在朝鲜，也可能在我国的东北，到那时沿海一带，尤其是京沪，必不能免于苏机之轰炸。“逃也无处可逃，无意义，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，更逃不了时代，搞不好家破人亡，“做一个人生在这时代是太苦了，做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生在这时代更是太苦了”。又闻”报载东欧共产阵线面临崩溃危机，波兰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均展开反共。果能使史太林以倒坠，三次大战当不致爆发。我辈尚有安定读书之望”。
将”安定读书”的希望寄托于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，则实在是太过虚无了。诚如一”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”，惟有听命于天。
破碎的学术
1937 年北平为日军所陷，顾颉刚将书分放在成府、禹贡两处。抗战胜利后归上海，先飞赴北平，寻找劫后所余之藏书，“伤心惨目！许多书失了，许多书残了！“看着这只言片语，可以想象这些书对他是何其珍贵，残失了又是何其痛也。
顾颉刚的书还包括中学时期以来未尝间断所搜集的珍贵近代史史料，“我从有知识起，处于一切剧变之中，就想搜集资料，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。当清朝末年，我在中学读书；民国初年，我在大学读书。每天散课后，走上街头，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，得到些各地方、各政权、各党派、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。北京是全国政治的中心，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，为了顾问的人稀少，价格便宜，往往十几枚铜元就可以买来一捆。在这里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、民教相仇、辛亥革命、洪宪帝制、张勋复辟、军阀混战、官吏横暴、政党斗争、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史实。这些资料，经不起天天搜集，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……的确有许多孤本，是各处图书馆所没有的”，掺入心血，毕竟寄托感情。
至于书的数量，顾颉刚在 1954 年入京前清点图书，“予之书籍向无统计，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，……平均以四百册计，已九万册矣，如抗战时不损失，胜利后不捐赠，则十二万册矣。“中国科学院于是将之全部代运至京，顾颉刚回忆，“我一生好书，节衣缩食地买书，所积太多，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，又给我一所大屋子安放……可是到京后不久，尹达就对我说：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！我听了骇然，心想，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，才招我来此。他竟说我为书所害，那么招我岂非多事？“尹达的表态值得玩味，这里暂不讨论。无论如何，在顾颉刚的意识深处，他的学术和他的书是一体的，他有多在乎自己未来的研究，就有多在乎这些书。
1947 年，顾颉刚曾自嘲：“刚之为人，事业心、责任心、同情心均甚强，好处在此，坏处亦在此。好处是会看出问题，想出方法，抓住机会，向前冲锋，公而无私，为人牺牲，受人亲附，易作号召。坏处是好大喜功，贪多务得，永远忙迫，为事所困，逐物徇情，骑虎难下，事未作好，精已销亡。”
那么，走还是不走，留还是不留，靠近还是疏远，答案其实早已注定好了。作为历史的主人公的顾颉刚，身在其中，自是无法察觉，仍踌躇着，不知未来的路通往何处，只能静等天意，守着自己的一方书斋，任时代的风浪朝周身涌来。
1949 年 5 月 7 日，蒋氏乘坐江轮，由上海前往舟山，又经澎湖飞抵台湾。滞留上海之国军残部土崩瓦解，5 月 27 日，上海解放。顾颉刚”隐居沪市，整理旧作，此真实之贡献也”。
1951 年，新史学会成立于北京，顾颉刚连同陈寅恪同被排除在筹备委员会之外。三反运动与思想改造结束后，顾颉刚重新被分配至复旦大学，两年后受聘中国科学院，在北京陆续参加了胡适，俞平伯，胡风的批判运动，并自我检讨。
1966 年，顾颉刚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，戴高帽，受到批斗。几十年来的日记上交接受审查，数年桎梏于重复的检讨材料和思想汇报。
1972 年，重新工作，选为人大代表，后任中国社科院导师。1980 年冬，87 岁，逝世，遗体捐给中国医学科学院解剖。
至顾颉刚逝世，三十年前，他在日记中所列”我的治学计划”，无一完成。